最近我读到一篇论文，标题颇为有趣：《超越性的分类学》（“A Taxonomy of Transcendence”）。论文作者来自世界几家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个大胆的标题足以夺人眼目。“超越性”一词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的渴望：渴望参与一个超出寻常存在边界的实在，渴望与神圣相遇。
神秘主义者穷尽一生追寻它，哲学家为界定它写下的著作汗牛充栋。而如今，它出现在一篇机器学习论文的标题里。作者写道：“我们的目标是描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被训练来模仿多人的模型，能够通过胜过其中每一个个体，从而超越它的来源。”
在这样的框架里，当算法的输出超过其训练数据平均水平的那一刻，就是“超越”。这个词被掏空了内涵，改作一个技术术语。曾经指向无限的字眼，如今描述的不过是一项基准测试。
这种误用（大体上）是无心之失。这不过是一群年轻而薪酬优渥的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兴奋之下的用词，他们缺乏哲学和宗教方面的足够训练，却在构建那些引发哲学与宗教问题的工具。但在无知之外，它还折射出某种更深层的东西：通用人工智能（AGI）这场竞赛的底层意识形态。
这股意识形态潮流已经有了名字。哲学家埃米尔·托雷斯（Émile Torres）与计算机科学家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把这些运动归拢在一个缩写之下：TESCREAL——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外向扩展主义（Extropianism）、奇点主义（Singularitarianism）、宇宙主义（Cosm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和长期主义（Longtermism）。
这些彼此交叠的群体有着共同的信念：对技术救赎的乌托邦式想象，对指数级进步近乎宗教性的信心，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确信，即认为超级智能 AI 的出现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不妨看看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最近的一次访谈。当被问到他是否希望人类这个族类延续下去时，他迟疑了。他没有说“是”。他转而谈起了超人类主义。这是一种信念，相信人应当借助技术来彻底增强、甚或超离我们现有的生物性限制。
这是一种新兴的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末世论（奇点），有自己的救赎论（靠技术脱离苦难与死亡），也有自己的启示文学（AI 安全领域的论述读起来常常像先知预言）。但它缺乏一种谦卑，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宗教，而这正是它危险的地方。
天主教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毕生都在申明一点：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种环境，从内部重塑人的感知。他借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故事来说明，那喀索斯爱上的并非他自己，而是他自身的一个延伸。他没能认出那是自己，于是沦为自己水中倒影的“伺服机构”（servomechanism）。麦克卢汉写道：“人一旦在自身之外的任何材料中看到自己的延伸，便立刻为之着迷。"
奥地利神父、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在《共生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中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任何工具，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其角色就会反转。人不再使用工具，而开始服侍工具。伊里奇警告说：“机器的力量与日俱增，人的角色却日益萎缩，沦为纯粹的消费者。”
在《以赛亚书》44 章，先知传达了上帝对古代近东异教偶像崇拜的审判。这段经文的非凡之处不在于雷霆般的谴责，而在于那摧毁性的反讽。神用讥讽来揭露偶像崇拜的荒谬：
木匠拉线，用笔划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划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赛 44:13-15上）
请留意先知在做什么。他正一步一步带我们走过整个制作流程。木匠用的是圆尺、笔、刨子，都是寻常工具；他砍下的树，也是寻常的树。这一切没有任何神奇之处，没有任何东西超越了人手的劳作。
然后转折来了——以赛亚要我们切身感受到的那份荒谬：
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它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赛 44:16-17）
以赛亚的批判核心在于这种材料分配的荒谬。同一块木头派了两种用场：一半用于人类最基本的技术（生火取暖、烧饭），一半用于敬拜。火服侍人，人却服侍偶像。同一棵树，一半是工具，另一半却成了神。而两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人决定拿它做什么。
基督教历来相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的形象（Imago Dei）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教义，而是基督教人论的基石。人作为受造，反映着造物主性情的某些方面：意识、道德主体性、与神圣者建立关系的能力、创造力、理性、爱。这些都是神恩典的赐予，不是人偶然生出的特质。
堕落没有抹去神的形象，而是使它破裂了。我们是破碎的形象承载者，是被罪震裂的镜子，残缺不全地映照神的荣耀；骄傲、自私、还有万千种亏欠神的罪不断地扭曲着我们。
而人工智能则必须被理解为“人的形象”（imago hominis）。它是照着人的形象被造。
AI 是人类技术成就的集大成者，汇集了人类知识、语言、推理模式，复杂程度让人惊叹不已。每一个大语言模型，都是一座令人赞叹的人类成就的丰碑。
但 AI 技术归根结底仍是人手所造之物，与《以赛亚书》44 章那尊雕出来的偶像并无二致。而作为“人的形象”，AI 是对其素材来源、对其创造者的高保真回声。它是破损形象的破损形象。
不错，在若干可测量的维度上，AI 的输出或许已经超过任何单个的人。然而能力不等于本性。AI 并不拥有藏在其训练数据背后的那个东西：意识、道德主体性，以及生产这些数据之人身上神的形象。“人的形象”或许能在表现上胜过它的源头，却无法在存在上胜过它。
AI 也必然放大我们的破碎：我们的偏见被编码进训练数据，我们的道德混乱嵌在我们写下的文本里，我们惯于欺骗与操纵的倾向也随之而入。
然而，这种败坏是双向流动的。诗人对拜偶像有一句令人悚然的观察，与此处直接相关（诗 115:4-8）：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塑造着我们。我们会染上所倾心之物的特性。拜那“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偶像”的人，自己也成了属灵的哑巴和瞎子，说不出真理，看不清实在。这正是麦克卢汉和伊里奇关于现代技术之论述的古老而受默示的根基。
但 2026 年，这个问题出现了一层新的复杂性。《以赛亚书》44 章和《诗篇》115 篇里的偶像不能说话、不能看见、不能推理——这正是拜它显得如此荒谬的部分原因。而今天，我们的偶像会回应了。
在不远的将来，AI 将能在物理世界中看、听、说、行动，且在许多维度上超过人类的表现。这迫使我们直面一个关键问题：假如《以赛亚书》44 章的偶像能说话、能看见、能推理，它就不再是偶像了吗？从圣经的视角看，答案是一个毫不含糊的“不”。
拜偶像之所以是错的，从来不是因为偶像的能力不够像神。拜偶像是错的，因为它们是受造者而非造物主，因为敬拜被错置了方向——从无限转向了有限，从源头转向了衍生物。能力更强的偶像并不因此少几分偶像的本质；如果说 AI 与偶像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更具诱惑力。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越过了界限，从把 AI 当作烤肉煮饭的火（工具）变成了向它俯伏叩拜的偶像（神明）？
拜偶像的根本意思，是指向一个不是神的东西寻求唯有神才能给予的。偶像成了终极信靠、终极盼望、终极意义的对象。现代人的偶像崇拜很少表现为向巴力或亚舍拉的雕像下拜，而是表现为把终极盼望寄托在各种意识形态上：世俗人文主义、政治运动、技术进步。这些“功能性救主”（functional saviors）许诺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要，解决我们最棘手的难题，给我们所渴望的一切。
对许多人来说，AI 是他们此生遇见的最接近全知、全能、全在的存在。它“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它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处理信息，随时随地可供差遣，几乎对任何话题都能言之凿凿地给出权威回答。
这种“封圣”在 TESCREAL 诸意识形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们把 AGI 视为实现乌托邦愿景的钥匙：解决气候变化、治愈一切疾病、终结匮乏，甚至战胜死亡本身。有些研究者公开谈论要创造一个仁慈的超级智能来“优化人类的福祉”，那将是一个人造的神明，因为我们无法治理自己，就让它来智慧地治理我们。
我参加过一些会议，读过一些论文，其中研究者们谈论自己工作时的那种炽热，只能用“宗教热忱”来形容。他们把 AGI 的开发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比农业革命、印刷术、工业革命更重大。有些人甚至明确将自己的工作框定为关乎人类存亡的使命：他们正在建造的东西，要么拯救人类，要么毁灭人类。这不是工程学的语言，这是末世论的语言。
但是在基督教世界观看来，这是赤裸裸的拜偶像：把终极的盼望和信任寄托于技术，指望它来解决罪这一根本性存在难题。可是，罪的问题无法靠工程手段消除。它不是代码里的漏洞，等着更先进的系统来修补。罪就是人心的根本境况，需要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介入。任何“人的形象”，无论多么精密，都无法给出唯有“神的形象”才能给予的东西。
当技术专家们重新定义超越性时，他们做的不只是挪用了一个术语，他们也暴露了自己。在这个技术时代的表象之下，在风险投资和基准测试竞赛的底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对超越性深刻而深沉的渴望。他们试图在人的形象中寻找终极意义，这本身就暴露了内心对上帝的形象的切切渴求。
真正让我们心痛又生出同情的是：这些渴望本身往往是好的。渴望一个更美好的、没有痛苦的世界，是好的。渴望智慧与领悟，是好的。渴望克服死亡与腐朽的局限，是好的。渴望超越当下的境况、活得更丰盛，这本身是极其美好的：
这些都不是邪恶的欲望，而是被误导的欲望。它们是正确的渴望，却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这些技术专家在受造秩序中、在自己双手的作品中寻求超越，就像那些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罗 1:23）。他们把计算上的成就命名为“超越”，恰恰暴露了一种实在的颠倒。可以说，他们是在朝着天堂挖地洞。
然而，我们的信息不能仅仅停留在“AI 并不超越”。我们的信息必须是：超越者不在 AI 那里，但确有一个地方，你能寻见他。
神在何烈山虽未显现任何形像，如今却已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启示了自己——“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西 1:15）。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来 1:3）。这里有一个不会降解的形象，与本体毫无二致，因为这个“像”并不是受造之物，而是神本体之内那位非受造的位格。
技术专家和超人类主义者所渴望的一切，在他里面都有真正的成全：
那位真正的像，满足了“人的形象”隐约回响的渴望。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催生了神学问题，但 AI 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使当下这一时刻尤为紧迫。
我们在新约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历史先例，那里突出了产业与偶像崇拜的冲突。《使徒行传》19 章记载，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扰动了与亚底米崇拜深度捆绑的当地经济。银匠们靠为朝圣者打造偶像和神庙纪念品为生，他们看出福音对自己的生意构成了威胁。他们中间的头面人物底米丢煽动了全城的骚乱：
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作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25–27节）
请注意底米丢如何把经济利益和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他从生意开始说起（“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随即滑向宗教（“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
经济引擎、技术手艺与文化偶像崇拜之间这条古老的纽带，与我们这个时刻的对应精确得令人不安。强大的产业正在推动 AI 的发展，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争夺霸主地位，风险投资家向初创公司注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各国竞逐技术优势。正如以弗所的银匠一样，硅谷的技术专家们也是如此——经济利益与准宗教信念相互强化。
保罗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句话之所以危险，因为它是真的，而且这真理的意涵触及以弗所整个社会结构。今天的福音同样如此。我们的信息是：AI 不能拯救，技术不能提供终极意义，“人的形象”不能顶替“神的形象”。但这个信息，同时威胁着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产业与意识形态。
在被产业和意识形态双重主导的城市与空间里，基督徒见证的需要迫在眉睫。我们需要有人能在硅谷的董事会里、在 DeepMind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实验室里、在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讲堂里说出真理。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既能以最高的技术素养介入这个世界，又始终锚定在神学真理之上。
随着 AI 进一步逼近意识、意义、能动性与存在这些深层问题，我们将迫切需要一批既精通技术、又浸润于圣经和神学的专家。这是对在科技领域工作的基督徒发出的特别呼召。无论你是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工程师、研究员还是学生，你们都有机会在文化最深层的问题上与之对话。
AI 系统有意识吗？它们拥有权利吗？AI 能受苦吗？能承担道德责任吗？该不该把影响人命运的决定交托给 AI？AI 会带来解放，还是奴役？它更接近工具，还是更接近神明？回答这些问题的框架，不在计算机科学的期刊里，而在圣经里，在基督教两千余年的思想沉淀里。
在 AI 行业中握有战略性影响力的基督徒，应当说出这样的真话：是的，AI 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创造力的明证；但 AI 是受造之物，担不起终极意义的重量。
这不是在号召卢德主义（Luddism）或技术恐惧。AI 是强大的工具，我们理当用它服务于教育、创造、生产、怜悯与公义。但我们必须把它当工具来用，而不是当神来拜。我们生活的世界，满了奇妙而又可怕的工具。我们的本分是忠心地使用它们，抵挡敬拜它们的试探，并把那些受此试探的人，指向那位唯一担得起他们渴望之重量的主。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I Is Impressive. But It’s Not Transcen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