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堕落从未发生？假如我们活在一个光明的世界里，未曾被邪恶沾染？广受欢迎的画家托马斯·金凯德（Thomas Kinkade，1958-2012）一生的求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金凯德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光，是我们心向往之的东西……我喜欢描绘一个没有堕落的世界。”
这一愿景大受欢迎。享有“光之画家”（Painter of Light）美名的金凯德，成了销量惊人的艺术明星。然而，纵有商业上的成功，他却无法用画笔涂抹掉这个受罪咒诅的世界本相。一部名为《献给所有人的艺术》（Art for Everybody）的新纪录片，揭开了那些流光溢彩的小屋与灯塔背后隐藏的东西：一个被堕落世界的现实所苦的人。据报道，他在 54 岁时因一次意外的饮酒过量而去世。
金凯德动荡的生命与他笔下宁静祥和的画面之间，横着一道刺眼的矛盾。但正是这一矛盾，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金凯德的艺术有“典型的福音派”之誉，深深地吸引着基督徒。然而，那种渴望回避罪恶现实的艺术，就是渴望一种不付十字架代价的救赎。让福音的戏剧性塑造自己艺术品味的基督徒，更能欣赏那些讲述完整救赎故事的作品。而这故事，必然包含堕落。
金凯德承认自己的艺术是一种滥情式（sentimental）的艺术。他说：“高雅文化对情感疑神疑鬼。可人本来就是情感浓烈的物种。艺术如果不说一种人能听懂的语言，就是自甘湮没无闻。”
不出所料，他讥笑他艺术生涯中风行的那些越界艺术（transgressive art），比如翠西·艾敏（Tracey Emin）的《我的床》（My Bed，1998）。艾敏的“艺术”以堕落与越界为荣，金凯德则对二者视而不见。这两种极端的路数，都与圣经中丰厚的救赎之美的教义失之交臂。对基督徒来说，弃绝越界艺术并不难。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小便池、艾敏的《我的床》，丑得一目了然，它们是死亡文化的产物。滥情式艺术却是另一个极端：它献上的是一种绕开破碎与邪恶的美，用廉价的美回避救赎的代价。
面对后现代的越界艺术，基督徒开始反弹，倒向滥情艺术，这点并不奇怪。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把这种滥情称作基督教的“媚俗化”（kitschification）：
媚俗（kitsch）首先不是一种艺术现象，而是信仰的疾病。媚俗始于教义和意识形态，再从那里蔓延开来，感染整个文化世界……媚俗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心肝的世界：在其中，情感偏离了它本当指向的对象，转而投向甜腻的俗套，让我们得以轻松地给予爱与悲伤片刻的致敬，却无需真正去感受它们。
人们对滥情式的、抚慰人心的、贺卡式艺术的渴望，源于对真美的饥渴。如果我们对金凯德式艺术的欣赏，能激发这种对真正美的向往与渴求，并引导我们敬拜耶稣，那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如果滥情式艺术成为超越之美的替代品，它便变得危险。倘若滥情式艺术不以任何方式指向自身之外的维度，它就是一种化约主义。艺术可以彰显丰沛的充盈，让人隐约瞥见一种在它自身之外的美，但是滥情式艺术就错过了艺术的这种映射。它往往不指向超越的良善、真理与美，而是把注意力引向自己——看看有多漂亮、多讨人喜欢。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美才能真正满足人？基督徒创作的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一种常见的诱惑是，为了反抗滥情而走向粗粝、前卫。另一种对媚俗艺术的矫枉过正，则是染上精英心态，凡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一概不屑一顾。这在美术体制内弥漫成风。但从长远来看，这两种反应都无法真正满足我们。
对过度滥情式艺术的回答是，让救赎的叙事主线来塑造艺术品味与艺术创作。
基督教的艺术进路所展示的是，在救赎历史中，当神借着十字架与复活对付堕落与邪恶时，真、善、美如何得以彰显。最地道的基督教艺术，会把创造、堕落、救赎、更新这四重格局纳入考量。基督徒的分辨力不容许用滥情的方式抹去堕落与邪恶，但也不会沉溺于黑暗与罪恶之中。圣经并不回避堕落世界中罪、败坏与苦难的严酷实相，但也从不美化它们，或耽溺其中。
祖母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金凯德的灯塔画。对我们全家而言，那象征着祖母的家是一个平安的居所，唤起我们对天家的渴望。即便画家本人没有这种想法，观者仍可以在更大的福音框架里看待滥情艺术，就是以盼望的目光望向那将要来临的更美世界。
尽管如此，滥情艺术不应当是我们创作或消费的唯一艺术类型。用一种否定堕落现实的幻想来取代福音的真理，并无益处。耶稣是世上的光，但他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为要救赎它，重塑它。福音的盼望与荣耀，正因为离了基督的人生是何等无望与凄凉，而显得愈加恢宏。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罪与罚》中，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描绘光明的可能。在一个既是高潮又令人心碎的场景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一个悔悟的杀人犯和一个妓女在烛光下同读圣经：“这时候蜡烛头在那个歪歪扭扭的烛台上快要熄灭了，朦胧地照着这贫寒屋子里的杀人犯和卖淫妇，他们两人是如此奇怪地凑到一起，读着这本不朽的书。”这幅画面之美，不只在那照亮的光，更在那些描画着“被照亮的”细节——苦难、罪、黑暗：一个杀人犯，一个妓女，一间“贫寒屋子”。
我们可以在一切艺术形式中欣赏这种救赎之美。救赎性的绘画带着伤痕的记号，有时甚至毫不掩饰地呈现，如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圣多马的怀疑》（The Incredulity of Saint Thomas）。近年的电影《大卫》也是一个例子，它认真对待堕落与邪恶，而不是视而不见。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最终的恢复显得更加有力。
并非每一件艺术作品都能完整传达圣经之美的全部内涵。有些作品可能更侧重光明的盼望，另一些则毫不回避地凝视我们罪恶的黑暗与对拯救的极度渴求。但基督徒艺术家的整体创作，应当既有光的描绘，也有暗的描绘，并最终指向自身之外，指向真善美那超越的丰盛。托马斯·金凯德的一生提醒我们：艺术拯救不了我们。我们涂抹不掉堕落，也删除不了患难。但我们可以寻找（并创作）那种指向救赎之美的艺术。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Are Christian Artists Free to Ignore the 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