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福音派重量级神学家、加尔文大学（Calvi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著有《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一书——译注）公开提议，要求该校与北美基督教归正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n North America，简称CRC）切断关系。身为加尔文大学校友，同时又是CRC教会的一名牧师，我读到这份声明时深感痛心。
这所大学本就是CRC教会于 1876 年创办的神学教育机构。按传统，校方应当向CRC宗派总会负责并接受指导。但长期以来，校方却允许教师对归正信条保留不同意见。
三年前，CRC年会以表决方式重申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立场，明确将同性性行为纳入“淫乱”范畴。去年夏天，年会更要求加尔文大学董事会制定“与教会教义相符的管理规范”。
近来，校董事会告诉CRC“他们珍视与CRC的深厚情谊”，却提出几件事项，其中一项是学校不在提供认信困难申诉书的样本，改为“个案特批”。
上周，史密斯教授作出回应。他直截了当地提议加尔文大学应与CRC“离婚”。作为有 16 年牧会经验的牧师，我深知“离婚”二字的沉重，也习惯性地会去探究这种决绝表态背后的伤痛。就此事而言，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层面的伤痛都真实存在，我无意轻描淡写。此刻我也不想重提关于人类性伦理的神学争议，或是归正教会信纲解释权的体制问题——虽然这些正是引发当前争论的表层原因。我真正想探讨的，是这个提议的核心逻辑。
史密斯教授认为：加尔文大学与持守信条的宗派保持隶属关系，非但无助于、反而会阻碍其教育使命的践行。在他看来，大学要保持海纳百川的胸襟，就必须解除与教会的绑定关系；要让“信而求知”的精神得到延续，学术机构就必须与教会割席。
对此，我虽然理解史密斯教授的出发点，但不得不提出不同看法。我的观点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对历史更坦诚的审视；第二，对学术自由独特的神学理解；第三，一个令人振奋的替代方案的成功先例。
史密斯教授并非全盘否定加尔文大学与CRC的历史渊源，但他认为如今的CRC已经偏离正统，他们重新制定了信仰标准，不再适合作为大学的合作伙伴。对此，我必须指出：CRC在核心信仰立场上——无论是整体教义框架还是具体的性伦理议题——都保持着延续性。更令人遗憾的是，史密斯将现今CRC的弟兄姊妹们简单归类为“反智分子”，这种以偏概全的论断实在有失公允。至少在我日常接触的教会同工和普通会众中，我看到的是更多理性对话与开放探讨的精神。
更令人遗憾的是，史密斯对历史的解读也作了漫画式的简化描述，对其历史的理解同样流于片面。他似乎刻意忽视了教会与学术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事实上，自加尔文大学创校之初，在共同尊奉圣经权威的前提下，教会会议就一直在探讨“领域主权”的边界问题。历史从未给出过完美解决方案。
但正是在一次次磨合中，大学与宗派彰显出彼此珍视的诚意。当下这种动辄离婚的论调，与其说是秉承传统中忍耐、尊重的美德，不如说是迎合了当代社会不合即分的浮躁风气——我们本可以借着这些分歧，大家坐下来一起学习成长，心平气和地对话沟通，在相互造就中实践门徒相通。
史密斯教授主张与CRC分道扬镳，其潜台词是：一个坚守传统信条的宗派，必将阻碍加尔文大学实现其崇高的教育理想。但事实恰恰相反——CRC的信仰传统，正是滋养这一理想的最佳土壤。这种认知源自改革宗对学术自由本质的独特理解。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1940 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原则声明》（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中，将学术自由定义为“依赖自由探索真理及其自由表达”的公共福祉。这种理念源于启蒙运动的认知论：真理的发现应当依靠人类理性和实证观察，不受外部权威的干预。
而基督教高校联盟（CCCU）则给出了不同的诠释：学术自由既根植于神创造的可知性，也承认人类认知受罪性影响。基督徒理解的学术自由，其源头和边界都在于神通过自然与圣经的启示，并在信仰群体的辨别与问责中得以实践。正如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言：“知识探索总是在特定群体、传统和未经证实的假设语境中进行的。”
在认信团体的共同辨明中寻求根基与问责，非但不是对加尔文大学学术自由的压制，反倒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圣经的忠实顺服——在CRC传统中体现为对信纲真理的持守——非但不会限制学术自由，反而能带来更充分的自由与更严谨的治学态度，因为这将人类探索建立在神圣启示的根基之上。当我们共同奔跑在上帝诫命的道路上时，我们的认知疆界反而得以拓展（参诗 119:32）。
在我牧养的教会所在地——爱荷华州西北角的一个大学城，多特大学（Dort University）静静矗立在玉米田的环绕中。这所创办于 1955 年的学府，与加尔文大学、三一基督学院等共同践行着CRC对高等教育的多元愿景。虽然多特大学在产权关系上独立于CRC，但其董事会治理仍与教会保持紧密联系。
我曾担任多特大学校董会学术事务委员会主席长达九年，这段经历让我亲眼见证了一种良性的教会-高校互动模式。在这里，与教会的联结被视为祝福而非负担。我们常常以詹姆斯·伯特切尔（James Burtchaell）的《灯火渐熄：高等院校与基督教会的分离历程》（Dying of the Light: The Diseng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ir Christian Churches ）为戒——这本书生动展现了大学与教会分离后必然走向的黯淡结局。
这种联结带来的益处，远不止史密斯教授轻描淡写提及的生源与资金等组织优势。更深刻的，是一个神学奥秘：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真实的群体。就像圣子曾真实地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被钉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祂的身体也具体体现在时空中的信仰群体里。
举例来说，第一卫理公会作为道成肉身的信仰群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而卫理宗作为抽象的神学体系则不是。当史密斯主张用改革宗基督徒（指向神学体系）取代“基督教归正会”（指向具体教会群体）来定位加尔文大学时，他实际上是在改变这所大学与基督的连接方式。保持与CRC这个具体信仰群体的鲜活联系，正是持守“万有也靠祂而立”（西 1:17）之基督的体现。
在多特大学，这种生命联结体现为教授们立约委身基督教教育，加入神学立场一致的教会，在共同的信仰告白中开展教学研究。这样的互动，既滋养了大学，也造就了教会。
史密斯教授所感受到的痛楚是真实的，但他开出的药方却值得商榷。如果加尔文大学想要深化其作为改革宗高等教育的使命，那么与孕育它的母会——这个有着近 150 年历史的认信归正教会——断绝关系，绝非明智之举。
此时此刻，大学与教会需要的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应当携手回归同一位主。虽然各自处在不同的领域，但只要共同持守诚实、谦卑与顺服的美德，加尔文大学与CRC就能继续这种相得益彰的使命关系：共同服侍那位正在为新妇预备婚宴的基督。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n’t Divorce the Church: A Response to James K. A. Sm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