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 年耶拿战役前夕，大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看到拿破仑（Napoleon）策马而过，指着他说：那就是“世界精神”。这绝不是随口的奉承，而是因为黑格尔真心认为：拿破仑代表了历史进程的顶点。在这位体现后革命国家意志的伟大将军与帝王身上，历史已然抵达终点。
黑格尔无疑是对历史辩证法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他试图透过历史中的规律，探寻其背后的深层动力与终极意义。在他之前也有类似的尝试，比如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但黑格尔的思想影响尤为深远。他的后继者通常分为两派：右翼黑格尔派用其理论支持保守的社会思想，左翼黑格尔派则以他的哲学为基础，展开激进的社会与宗教批判。
左翼阵营中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年轻人，将黑格尔的唯心哲学彻底翻转，与唯物主义结合，由此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而后的发展，正如人们所说，成了历史本身——一段充满黑暗、鲜血与压迫的历史。
这一切将我们引向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及其内在困境。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与实践”。这句话不仅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抱负，也点明了所有历史辩证法的共性。它们往往将某些政治立场或行动，解释为某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并以此赋予其合理性。
在此过程中，它们要么赋予某种行动以道德正当性，要么宣称道德评判无关紧要，因为历史最终是非人格化的进程，而非自由意志的体现。这正是那些声称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或主张“历史弧线终将转向正义”之论调的理论根基。
历史辩证法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的论历史观，认为历史朝着特定方向前进，每个时代都在根本性变革中超越前一个阶段，而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未来。这种观点容易走向乌托邦幻想，并在实践中（即便理论上未必如此）往往催生极权倾向。
许多学者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带有这种色彩，他对拿破仑的评价便是一例。马克思主义则是更典型的例子。它提出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终将因经济矛盾崩溃，最终进入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历史至此终结。但目的论并非左翼专属：三十年前，黑格尔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称，随着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与西方自由市场民主制度的胜利，历史已走向终结。纳粹的种族斗争理论同样带有目的论色彩，其首席历史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的著作已清晰揭示这一点。
第二类是循环史观。它不认为历史存在一个通过世代积累必然抵达的终点，而是主张文明兴衰、社会更替会以相似的模式不断重演。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循环史观代表，无疑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他将文明的生长与崩溃归结为一系列可辨识的社会动力学过程。
这些讨论或许让学院派历史学家兴趣十足，但对普通大众，尤其是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即便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哲学，汤因比认为文明兴衰模式相似，这对普通基督徒的思维方式与生活实践有何影响？
对这些明显且合理的疑问，答案是：影响极为深远。正因为这些历史辩证法已深深渗入当代文化，无形中塑造了人们看待世界与自身处境的方式。诸如“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这样的流行话语，恰恰暴露了这类思想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所谓“另类右翼”的兴起，历史辩证法的影响愈发明显。特朗普总统 2016 年竞选的核心人物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公开推崇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与尼尔·豪（Neil Howe）于 1997 年出版的《第四次转折》（The Fourth Turning）一书。该书副标题“历史循环告诉我们美国下一次与命运相会的时刻”已揭示其核心主张：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遵循循环模式。
该书的基本论点简明扼要：美国历史以 80 至 100 年为周期循环演进，每个周期包含四个阶段：
此后社会重返和平繁荣，循环重启。
80 至 100 年的周期并非随意设定，而是基于代际价值观与权力更替的逻辑。本质上来说，四阶段对应四代人的兴衰历程，每一“转折期”的主导阶层通过塑造下一代价值观，推动历史进入下一阶段。
将这一模式套用于美国历史，表面上看确有几分道理。作者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属“第四次转折”，且间隔均在 80 至 100 年之间。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近 80 年，班农等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第四次转折”边缘：现有社会结构即将破碎，一个新美国将在废墟中诞生。
这种史观在当下显得尤为应景。左右两派都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焦虑：特朗普崛起与民粹主义兴盛击碎了进步主义者的自信；身份政治带来的撕裂动摇社会凝聚根基；自由民主制度承受巨大压力；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曾经不容置疑的社会价值，如今遭遇漠视甚至敌意。加之激进伊斯兰势力抬头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种种迹象似乎都在助长焦虑蔓延。“我们正活在第四次转折”之说，因而显得极具吸引力。
基督徒应如何审视这类观点？我认为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辨明历史辩证法普遍存在的缺陷；第二，认识到此类思想的关键不在其真伪，而在其被如何利用；第三，建立一种更清醒的历史认知——它或许不专属于基督教，但必与基督教信仰相容。
这类理论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循环史观都预设，过去出现的模式将在未来无限重复。但这样的论证难以回避归纳法的根本困境：即便我们暂时承认这些规律过去确实存在，也无法证明未来必然会以同样方式重演。
第二，这类理论往往忽略了非人为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即便不至于摧毁社会，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轨迹。
第三，这类理论无法解释不同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如何可能改变历史循环。如果我们回看被用作循环证据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能看出问题所在：二战显然不是由美国国内因素所引发的，更何况今日的世界远比当时复杂。如今，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已不再主要由上一代或本土社会结构塑造。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娱乐文化的传播、以及通讯方式的巨大变化，都让这种传统模式遭到致命冲击。换句话说，这种理论赖以成立的代际动力机制已被打破，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 20 年前。
第四，所有这类理论至少都带有某种决定论倾向，而决定论在两个方面都很成问题。其一，它们低估了人的自由行动在历史中的真实作用。（由此引申）第二点是，它们甚至为某些行为提供了道德开脱的借口，只要这些行为被视为符合某种预定的历史走向，就能获得合理化。而这一点正是基督徒真正必须警惕之处：任何否认人的道德责任，或把行为的伦理评判交给某种推测性的历史进程的理论，都与基督信仰不相容。比如，以“第四次转折”为理由，为特朗普的某些决策辩护；或以“历史的弧线弯向正义”为理由，为同性婚姻辩护；这两种论证在基督徒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在于：一种理论无需正确，亦可产生巨大影响力。实际上，历史辩证法很少仅仅停留在历史解释层面。正如前文引用伊格尔顿的观点所指出的，它们往往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纲领。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实践目的并非理解历史，而是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当理论条件不成熟时，渴望权力者，如列宁与毛泽东，便通过修改理论来适应现实需求。
《第四次转折》这类著作同样如此。它们通过构建一种赋予当下特殊意义的历史叙事（这迎合了人类的自负心理），进而为特定政治立场辩护。对自由派而言，“历史弧线终向正义”（以其自身定义的正义为标准）；对班农与另类右翼而言，历史的必然循环则为藐视、破坏乃至暴力颠覆现有秩序提供了理由。
当个体面对所谓“历史洪流”时，抵抗又有何意义？正如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者可以在他们的历史观框架内为古拉格或奥斯维辛集中营辩护，同样，班农等人所推行的破坏性行动，在“第四次转折”的语境中也形成了自洽的道德逻辑。规模虽不同，但思想同源。
基于以上分析，基督徒应当审慎对待历史辩证法。
不过，这里需要稍作澄清。作为基督徒，我们确实持守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历史正走向终末，到那时，基督不但是王，更要向万有显明他的王权——万膝必跪拜，万口必称颂他的主权。
然而，世俗历史（即我们现今世代的历史）并不像黑格尔式哲学或循环史观所宣称的那样，能被我们清晰把握其发展规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扁平的”：历史在终末之前始终是人类日常经验的重复：生老病死、饮食嫁娶，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日。那一日或许就在下周，也可能在千年之后，而任何对当下时代特质的分析，都无法真正揭示它的具体来临时间。
是的，熟悉圣经的人知道，耶稣确实提到“这世界末了的预兆”（太 24:3–14），但他也明确告诫：“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太 24:36）。因此，在这一点上保持谦卑是必要的。况且耶稣所提的许多征兆具有普遍性，单凭世上存在迫害、战争或地震，并不足以证明终结迫在眉睫。基督徒的任务，是警醒预备，同时也忠心管理主所托付的事（彼前 4:10）。而基督徒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过去，而不是预测未来。
人类历史既非某种黑格尔式（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的辩证运动，也不是一系列可预测的循环。从人的角度看，历史是一团混沌，无法被任何单一宏大叙事或明显模式所统摄，它没有内在的道德指向，也不必然朝某个伦理方向弯曲。我们在政治实践中若忘记这一点，必将付出代价。
历史学家——包括身为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当然要解释过去，但必须以谦卑的姿态进行，承认历史的混沌本质。不可否认，许多历史辩证法在这方面能带来启发：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有助于理解经济如何塑造人的行为；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指出的，黑格尔的思想对于理解“身份”在历史中的形成极为重要，也能帮助解释诸如同性恋权利运动之类的“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就连汤因比，也对走向衰亡的帝国内部动力提出了有益的反思。
优秀的历史学者往往兼收并蓄，同时保持谦逊。他们必须抵制的诱惑是：从对过去有限的解释，轻易跃向对未来形态的全盘断言。这一跨越会使历史学从描述领域滑入规范领域，进而可能以某种臆测的未来，相对化当下行动的道德判断。
这也让我们回到黑格尔。当他指着拿破仑称其为“世界精神”时，游戏的性质已经改变——那一刻他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推测政治。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认同，嫁接到所谓的历史洪流之上。1812 年兵败莫斯科、1815 年失利滑铁卢、以及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黯淡的晚年都证明，拿破仑并不是历史的终点，也不是世界精神的化身，他只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这个教训，值得所有被左右派思辨历史哲学所吸引的基督徒谨记在心。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the Left and Right Both Misunderstand About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