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发文称，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是“多年来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此言不虚。2012 年，彼得森还籍籍无名，到了 2018 年，他已跃升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公共知识分子。
彼得森在YouTube上拥有超过 200 万订阅者，在Twitter上的粉丝也超过百万。他的著作《人生十二法则》（12 Rules for Life）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卖出了约 300 万册，巡回演讲更是场场爆满，听众总数高达十万人次。
彼得森为何能如此迅速崛起？他的影响力为何如此广泛？原因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两点：他作为临床心理学家的专业身份，以及他回应这个世俗时代特有问题的独特能力。
我最近为一本关于研究彼得森现象的书撰写了一章（由Lexham Press出版社出版）。编辑交给我的任务是分析他横空出世的原因。在这篇文章里，我将简要概述其中的主要论点。
二十世纪中叶，德国神学巨擘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提出了“世界成年”（world come of age）这一概念，意指欧洲文明已学会在不借助神的情况下打理生活。此后数十年间，众多文化评论家相继探索并描绘了这一现象。将这些思想综合起来，有助于我们理解彼得森为何能对当今西方的许多年轻人产生如此直觉性的、强烈的吸引力。
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922-2006）——参见我之前的文章《预言美国社会崩塌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其《神圣秩序与社会秩序》（Sacred Order/Social Order）三部曲中提供了一幅文化地图，尤其是第一卷《我在死亡之工中的生活》（My Life among the Deathworks）。里夫认为，西方正试图将神圣秩序与社会秩序割裂开来，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尝试。有史以来，所有文明都明白，神圣秩序（宗教与道德规范）通过塑造文化机构来塑造社会秩序。换言之，一个社会的宗教塑造其文化机构和文化产品，而文化机构和产品反过来又塑造社会中的人。
然而在当代西方，精英权贵们合谋将神圣秩序从社会秩序的根基中连根拔起，让社会秩序悬浮在虚空之上。里夫指出了基督教被取代后带来的灾难性社会、文化和政治后果，并警告说，更糟糕的还在后头。最关键的是，西方的文化机构一旦脱离了犹太-基督教道德框架的塑造，就会沦为“死亡之工”（deathworks），导致社会的衰亡与腐朽。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年生）提供了一幅生存体验的地图，与里夫的文化地图相互补充。在《现代性的隐忧》（Malaise of Modernity）、《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及其他著作中，泰勒探讨了生活在里夫所描述的那种世界中的生存感受。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无论是想象生活还是经营生活，都局限于“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之内，与超越者毫无真正的关联。被锁在这个内在框架中，历史上的基督教正统信仰显得不可信、难以想象，甚至令人反感。
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世俗，并不是因为大多数西方人都是公开的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也不是因为人们在公共场合隐藏自己的宗教信仰。它之所以世俗，是因为基督教不仅被赶下了“默认选项”的位置，而且如今还要面对无数宗教、意识形态和各种生活“解读”的挑战，这些解读则试图将生活事实强行塞入个人对“可能”与“不可能”的狭隘认知框架。然而，尽管基督教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显得不可信、甚至难以想象，这些西方人对自己的信念体系同样充满严重的怀疑。
将里夫和泰勒与其他文化分析家，如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年生）和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奥古斯托·德尔诺切（Auguste Del Noce，1910-1989）的观点综合起来看，他们都批判了现代性试图废黜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举动。这一举动将形而上学和神学从西方的意义与道德母体中剔除，从而引发混乱。这场退化的结果是：西方人在这个世界上倍感孤独，他们的生命被剥夺了神赐予的意义和超越性的规范。而随着基督教被赶下默认位置，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和“诠释”便蜂拥而至，争相填补这片虚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乔丹·彼得森登上了舞台。他接过里夫和泰勒等思想家提出的挑战，帮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们重新获得一套超越性的意义与道德框架，使他们能够化混乱为秩序，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
一、化混乱为秩序
与前文提到的四位思想家一样，彼得森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的许多权贵，连同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人士，正试图将基督教道德秩序打倒在地，削弱它、败坏它的公信力。然而，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多种意识形态——如世俗进步主义、社会主义和另类右翼——正在从边缘向中心推进。此外，彼得森认为，反动的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西方应摒弃革命冲动，复兴犹太-基督教世界观，以此作为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彼得森经常借用基督教语言来赋予个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感。比如，在《人生十二法则》中，他敦促读者为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承担责任，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天堂的色彩，少一点地狱的黑暗。他认为，这样做能帮助我们为自己的罪孽赎罪，用自豪取代羞耻（63-64 页）。同样，他鼓励读者把圣经中的世界故事当作一个神话来汲取教训，学会延迟满足、过有德性的生活，并建设社会（163 页及以下）。
二、拒绝包办一切的解决方案
在彼得森的著作中，他反复警告社会革命的内在危险。在“法则八：说真话——至少不要撒谎”一章中，他敦促读者活在真相中，不要屈服于社会革命者必然会讲述的那种“人生谎言”的诱惑（第 215 页及以下）。他引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例子。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详细描述了苏联领导层如何教导公民接受小谎言（比如假装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以至于他们最终愿意接受大谎言（比如集中营和杀害异见人士的“必要性”）。
彼得森认为二十一世纪的西方面临着类似的危险。他指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会为自己宣称一种“终极真理”，而这种终极性迫使它们否认任何可能推翻这种终极性的事实（第 218 页）。他认为，这种极权主义冲动在被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派把持的人文学科院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三、承担尽可能多的责任
面对各种意识形态和革命者试图操纵我们，彼得森敦促每个人抵制它们，并承担起自己所能承担的最大责任（xxxiii页）。事实上，对个人责任的劝勉是贯穿《人生十二法则》的主线之一。法则一是“挺直腰板，昂首挺胸”。他说的既是字面意思，也是比喻。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描述了龙虾如何生活在一个支配等级体系中，姿态信号（如懒散、昂首阔步）向其他龙虾表明它们在等级中的地位。彼得森认为人类也是如此：等级是我们社会固有的，人的姿态信号向他人表明我们的地位。所以他的劝勉是，如果你想出人头地，赶紧挺直腰板，昂首挺胸。
身体上如此，社会上和灵性上也是如此。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要求我们“站起来”，接受生活的重担和苦难，以讨神喜悦的方式生活（27 页）。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要推卸责任、停止找借口、拒绝变得愤世嫉俗，转而重整旗鼓，不再做错误的事，开始做正确的事（157-159 页）。
四、重构宗教，重拾社会秩序
虽然彼得森在著作和演讲中频繁引用圣经，但他是从荣格心理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范畴来重新诠释圣经的：
或好或坏，圣经都是西方文明的奠基文献（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道德观、西方对善恶的理解都建基于此）。它是某些至今仍根本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过程的产物。圣经是一座由许多书卷组成的图书馆，每卷书都经过许多人的写作和编辑。它是一部真正涌现出来的文献——一个被选择、被编排、最终连贯成形的故事，在数千年间由无数人共同书写，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圣经是人类集体想象力从深渊中抛出来的，而这集体想象力本身又是难以想象的力量在难以测度的时间跨度中运作的产物。对圣经进行审慎、尊重的研究，能够向我们揭示关于我们信什么、我们如何行事以及应当如何行事的真理，这些真理几乎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揭示的。（104 页）
彼得森虽然承认圣经的教导对西方的成长和健康至关重要，却拒绝肯定圣经的真实性。他的方法肯定了基督教某些伦理主题的字面或隐喻意义上的真理，但却忽略或否认核心的正统教义——比如神的三位一体本性、基督代赎之死的必要性，以及他身体复活的真实性。
在我们这个世俗时代，彼得森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实际上赋予了他类似大祭司的地位。随着宗教权威被削弱、被边缘化，社会科学取而代之占据了中心位置。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每一位都使用“过硬的数据”来得出关于人类、个人身份和社会秩序的结论。因此，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彼得森的人生指导将社会科学的文化权威与模糊的宗教暗示所带来的灵性吸引力结合在了一起。
彼得森的性情气质更增添了这种神秘感。他善于深度解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交叉身份政治，还是另类右翼的族裔民族主义，他能够洞穿各种意识形态的本质。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深度倾听者。他的访谈和问答环节表明，他善于倾听、富有同理心，其沟通方式往往能促成真诚的尊重和对话。事实上，评论家们经常指出，彼得森酷似一位宗教先知、祭司或牧师。
因此，当我们知道彼得森在二十多岁的年轻男性以及其他被世俗现代性抛弃的失意者中大受欢迎，便不足为奇了。这些人渴望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安全感，而他们似乎感觉到彼得森已经找到了。
然而，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除非彼得森全盘接受基督教信仰，否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便缺乏坚实的根基。从形而上的层面看，那不过是一桌碎冰与蒸汽的宴席，看似氤氲满席，实则空无一物。的确，尽管彼得森明智地汲取了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力量，但当他把这一传统仅仅当作功能上有用的东西，而非超越性的真理时，他就掏空了它真正的能力。
彼得森希望我们活得仿佛神存在，因为他深知如果活得仿佛神不存在，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如果重拾超越性不过是进化过程中一个有用的幻想，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作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大祭司，彼得森的殿堂与他所抨击的世俗主义者的殿堂一样空空如也。
归根结底，彼得森在许多事情上是对的，但他的理由并不总是正确的。对于彼得森，我们的回应是：没有从上头赐下的意义，我们就无法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相信神之所以是个人和社会的福祉，不是因为相信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确实有一位神创造了世界，并赋予它价值和意义。
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彼得森的横空出世应当给我们带来的鼓励是：它证明了在这个世俗时代，人们对秩序、意义和道德有着真实的“切身需要”。彼得森的成功表明，我们的邻舍正在认识到这个世俗时代的病症，而且似乎愿意尝试神“仿佛”存在、圣经叙事在神话意义上真实可信的生活方式。
然而，正如圣经所坚持的，基督若没有真正复活，我们的“仿佛”便是徒然（林前 15:17）。这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挺直腰板，昂首挺胸，向我们的邻舍传递这好消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 15:3-4）。他已经复活了。他才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大祭司（来 4:14-16）。让我们怀着盼望并祈祷，愿彼得森正在通往认识这一真理的道路上。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Jordan Peterson: High Priest for a Secular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