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神学
重寻古道,坚定信仰
2025-09-13
—— Brandon D. Smith

几年前我在一间教会担任长老时,曾提议让会众每周共同诵读《使徒信经》。我们通过讲道和讨论仔细阐释了这一做法,但仍收到不少质疑。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观点认为信经属于罗马天主教。几位离开罗马天主教会的基督徒表示,诵读信经对他们而言,仿佛是在倒退。

许多重视神学传统传承的低教会派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牧者,都曾听到会众对在敬拜中采用古代教会的做法(如诵读信经甚至教导教理问答)的担忧。坦率说,这些担忧值得认真对待。我们牧养团队引导这间浸信会接受信经使用时,确实希望帮助弟兄姊妹看见自己与古代教会之间的连结,并欣然接受。但与此同时,提出担忧的人也没有错,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神学回溯可能带来的危险。事实上,有些追寻传统的人最终渡过了台伯河(注:喻指改宗)、离开了福音派的信仰,转向圣公会高派(Anglo-Catholic)、罗马天主教,甚至东正教。

是否存在一种既能拥抱神学传承,又能强化而非削弱我们信仰的方式?作为热衷追溯传统的群体,我们能否找到分辨取舍之道?

革新者(Renewers),而非革命者(Revolutionaries)

从历史上看,我们新教徒更多是“革新者”,而不是“革命者”。尽管神学立场各有差异,16 世纪的新教改革者们都关注同一个问题:中世纪晚期的教会让人为的传统掩盖了圣经,把使徒传下的真道,甚至早期教父的信仰,都抛诸脑后。像扬·胡斯(Jan Hus)和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这样的著名人物,在马丁·路德等人点燃宗教改革熊熊大火的一百多年前,就已对中世纪教会的弊病发出警告。

因此,当谈到回溯传统时,我们新教徒一向有个强烈的倾向:承认圣经高于传统。宗教改革的口号就是“唯独圣经”。改教家认为,传统可以作为教会的衍生权威,但绝不等同于圣经的终极权威。

对新教而言,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重寻传统,而在于是否以真正符合改教精神的方式来继承传统。新教的共同特征在于:传统与宗派立场都必须受制于圣经。因此,无论是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还是其他宗派,我们都能紧守本宗派的教义,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确有圣经根据;同时,我们也能从其他新教宗派的传统中学习,哪怕在圣礼或教会治理等方面有分歧。

作为从事神学传承研究逾十年的学者,我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帮助新教徒思考如何与基督教历史互动,并将其中的智慧应用到当下。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对历史的“挑拣式取舍”,但事实上,每个个体、教会乃至广义传统都在取舍。没有任何基督教传统能在时空变迁中保持绝对的纯粹不变。与其假装存在这样的传统,不如借助这一方法,帮助我们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把过去的信仰实践带入今天。

三重分类法

一、巩固

回溯传统的第一种方式,是借鉴圣经、神学与哲学的思想,用来巩固我所属宗派本就持守的信念。

我是浸信会基督徒,因此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立是我信仰中的核心。每当我读到游斯丁(Justin Martyr)或特土良(Tertullian)等护教家关于宗教自由的论述,就感到我的立场得到了宝贵的支持。这两位先贤都强调基督徒应当享有免于迫害和压制的信仰自由,这深深契合浸信会的核心精神。在西方世界,基督信仰常常遭受不公的讥讽与贬低,雅典纳哥拉(Athenagoras)的《申诉书》(Plea)中有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共鸣:

在你们的审判中,如果有人被指控犯罪,在尚未定罪之前,是不能惩罚他们的;然而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名字(基督徒)就比任何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更有效力。法官不去查问被告是否真正犯下罪行,反而辱骂我们所持的名字,好像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罪。

我完全不需要放弃浸信会的信念来接纳这些见解;相反,它们正好巩固了我的信仰立场。

二、提炼

其次,我可以借助历史上的圣经、神学与哲学思想来提炼我自身的信仰。

当我开始阅读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与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关于三一真神的论述时,我发现他们的洞见极大地帮助了浸信会对三一论的理解。他们挑战了 20 世纪浸信会中某些趋向社会学或人本主义的三一论,使我回归到更符合圣经的三一神学。

这种常被称为“古典有神论”(classical theism)的立场,不仅比流行的系统神学更忠于圣经,也让我看见,它其实更贴近浸信会的根源。《正统信条》(Orthodox Creed,1679 年的一份浸信会信条)第 38 条就清楚地引用了《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和《使徒信经》,并宣告这些信经应当被浸信会教会“完全……接纳并相信”。因此,作为浸信会基督徒,我发现接纳这些信经及其所依循的教父传统,不仅没有让我重新思考或动摇浸信会的立场,反而帮助我提炼并坚固了信仰的根基。

三、拒绝

虽然回溯传统可以巩固或提炼我们的信念,但确实有些时候,历史中的某些见解必须遭到拒绝,因为它们与我们信仰的核心相冲突。

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以及圣礼功效的看法,更接近后来罗马天主教而不是新教或浸信会的立场。虽然他在三一神学以及部分释经方面的见解,可以归入“巩固”或“提炼”的范畴,但在圣礼神学上,他的思想几乎无法在浸信会语境中有意义地得到应用。即便某些改革宗背景的基督徒在圣餐方面持有的立场与大多数浸信会的“纪念说”不同,但如果要真正采纳阿奎那的圣礼神学,就必须重新思考是否还能坚持浸信会身份。作为一名立场坚定的浸信会信徒,我必须整体上拒绝阿奎那关于圣礼的观点,否则我就等于放弃自己作为浸信会基督徒的根本认同。

如今,我所在的浸信会已欣然接受在敬拜中使用《使徒信经》,全体会众每周日齐声诵读信经已持续多年。我相信这不应是个例。无论你持守哪种宗派核心信念,都应当深思熟虑,甚至以批判性的态度,与历史上如云彩般的见证者同行,共同寻求更精准地理解与阐释圣经真理。那运行在教父心中的圣灵,今日依然在我们中间工作。愿我们从前人耕耘中汲取智慧,向着当下的托付与将来的新创造奋力前行。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trieving the Past Can Sharpen Your Convictions.

Brandon D. Smith(布兰登·史密斯)(墨尔本雷德利学院博士)是俄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霍布斯神学与事工学院院长,也是该校神学与早期基督教副教授。他还是“浸信会归正中心”的主编。他的博客是“合乎圣经的思辨”(Biblical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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