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 年，年迈的复兴运动布道家埃德蒙·博茨福德（Edmund Botsford）向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牧师传授了一些智慧。博茨福德认为，所有最值得阅读的书籍中，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是“仅次于圣经”的不二之选。
从发行量来看，班扬这部于 1678 年问世的基督徒生活寓言，也的确紧随圣经其后。在英语文学史上，除了圣经外，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它这样，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受到如此的广泛阅读。
时至今日，《天路历程》的热度依旧不减。该书已被译成 200 多种语言。若论对美国文化影响之深远、受众之广，除了圣经，无出其右者。《天路历程》堪称美国人心中“第二喜爱”的书籍。
《天路历程》
约翰·班杨（John Bunyan）著，苏欲晓 译
《天路历程》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读者。它是英国文学中最受喜爱、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既是英雄主义清教传统的经典，也是英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奠基之作。
故事讲述了基督徒穿越绝望泥沼，浮华市集与愉悦山的朝圣之旅，途中充满危险与奇遇。在忠实的同伴忠信与盼望的陪伴下，他遭遇了诸多敌人——邪恶的魔王亚玻伦、憎善法官、怀疑城堡中的绝望巨人——最终抵达了天国圣城。
中译有多个译本，图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苏欲晓译本。
在美国建国初期，班扬的作品曾帮助美国人理解那个充满变数的时代。1825 年，纽约州西部“焚净区”（Burned-Over District）的牧师威廉·威克斯（William Weeks）撰写了《十九世纪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以此告诫他的同胞：独立战争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也带来了藐视权威和鲁莽行事的风气；除非用秩序和圣经信仰来加以约束，否则国家终将走向灭亡。
威克斯借用班扬笔下的经典意象发出预警：这个襁褓中的国家正滑向属灵的毁灭城（City of Destruction）。唯有跨过那道窄门（Wicket-gate），美国民族才能走向兴盛，抵达天城（Celestial country）。
后来，尽管美国因政治立场和奴隶制问题分崩离析，但班扬的话语却同时扎根在南北双方的灵魂里。19 世纪 20 年代末，波士顿商人路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在主日礼拜后遇到了一位名叫迦勒（Caleb）的工匠，对方正为灵魂得救的问题苦恼不已。塔潘随即冲进办公室，拿出了一份能够对症下药的属灵良方：《天路历程》。
用班扬的作品来阐释救恩论确实再合适不过。书的开篇便刻画了一个衣衫褴褛、手捧圣经、背负重担的灵魂，他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哀告：“我该怎么办？”而在南方的查尔斯顿，出身名门的詹姆斯·P. 博爱斯（James P. Boyce）也对该书推崇备至。当他带家人游览优胜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时，眼前的壮丽奇景让他感叹道：“此景只应天上有。”博爱斯在日记中写道，那层峦叠嶂的奇观，让他们瞬间想起了班扬笔下的天路客远眺良缘国（Land of Beulah）时的神圣景象。
在艰苦的边疆岁月里，对于家境贫寒的家庭来说，除了圣经，《天路历程》往往是他们唯一能读到的属灵书籍。亚伯拉罕·林肯最早接触的书，除了教科书，就是继母从肯塔基州带来的几本藏书，而《天路历程》正是他最早反复研读的读物。历史学家大卫·赫伯特·唐纳德（David Herbert Donald）曾评价道，正是由于林肯对该书烂熟于心，才造就了他日后演讲中那种极具圣经韵律的语言风格。
即便到了物欲横流的镀金时代，班扬这部巨著的文化渗透力也未曾减弱。19 世纪末的文坛巨匠们纷纷向其致敬：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 1869 年出版的欧洲游记，便取名为《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或《新天路历程》（The New Pilgrim’s Progress）；1889 年，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传记扉页上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遗言，那正是出自《天路历程》中真理勇士（Valiant for Truth）的告白：“我的宝剑，留给那继承我天路行程的人；我的勇气和技能，留给那能承接它们的人。”
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R. Luce）笔下的“美国世纪”拉开序幕，《天路历程》继续深刻地影响着公众议论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班扬不仅帮助美国人构建了政治和文学观，甚至还左右了他们对大企业及国家媒体的认知。
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总统试图描述那一批专门揭露政党与企业权力腐败的调查记者时，他想到了班扬。罗斯福称这些记者为“扒粪者”（Muckrakers），这个词源自班扬笔下的角色“拿着一把施肥用的耙子”，他“眼光直直的，只能往下看”，对上方天国的冠冕视而不见。
正如班扬所言：“尘世之物一旦占据人心，便会将人的灵魂从上帝身边夺走。”罗斯福深信，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听懂这个典故。
而扒粪者们自己也在阅读班扬。在调查标准石油公司期间，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回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次晚祷前，父亲发现她正钻研一份国会对托拉斯（垄断组织）的调查报告，便责备道：“艾达，礼拜天不该读这种书。”塔贝尔回忆说：“我赶紧换成了《天路历程》，其实对于研究垄断组织的人来说，这本书同样充满启示。”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标准石油的创始人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为自己的商业行为辩护时，也发誓要将那个“支离破碎的行业拖出‘绝望潭’（Slough of Despond）”，这绝望潭指的正是《天路历程》中困住主角基督徒的那处泥沼。
当时美国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该书的引用。资本家求助于班扬，社会主义者亦然。1900 年，当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社会民主党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用极具宗教色彩的措辞宣布：“正如拔摩岛的约翰一样，他见证了未来新国度、新时代的愿景。他所传达的信息，正是劳动者‘天路历程’的圆满终章。”
从社会主义政客，到石油大亨，再到调查记者，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某种形式的“天路客”，只是班扬原著中那种属灵归信的核心意涵，往往在这些引用中被消解了。
此外，在大西洋两岸，无论是基要派还是现代派的牧师和教授，都频繁引用《天路历程》。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纽约自由派牧师哈里·埃莫森·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就曾借用盘踞在屈辱谷（Valley of Humiliation）阻挡信徒去路的魔王亚波伦（foul fiend Apollyon）来激励信徒：“亚波伦再次横在路中，他最想做的就是吞噬我们的灵魂。世界的希望，就在于那些敢于对他说‘不’的人！”
同在那个年代，美国福音派读者也迎来了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作品《天路回程》（The Pilgrim’s Regress），其书名显然是在向班扬的经典致敬。
尽管《天路历程》在今日受推崇的程度或许不及美国建国初期，但它在美国文化中留下的巨型足迹清晰可见。即便许多美国人不再熟悉老世故（Mr. Worldly Wiseman）或绝望巨人（Giant Despair）这些角色，他们也一定知道《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这个名字正是取自书中的那个浮华市集。此外，像世界荒野（wilderness of the world）、怀疑堡垒（Doubting Castle）或神勇（Great-heart）等词汇，也早已融入了日常表达。
两百五十年间，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各行各业、各代美国人仍不约而同地将自己视为“在路上”的民族。因此，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依然能深深触动那些在路上的罪人，尤其是那些追寻天国之城的基督徒。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Other Book That Shaped Ame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