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兼剧作家安德鲁·多伊尔（Andrew Doyle）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在 X（原推特）上通过他所塑造的虚构人设蒂塔妮亚·麦克格拉斯（Titania McGrath），以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反抗觉醒主义。蒂塔妮亚自称是交叉性女性主义疗愈师、生态性恋者（ecosexual）兼 Slam 诗歌诗人，因戏谑这场觉醒狂潮而红极一时。
然而，多伊尔的新书《觉醒的终结：文化战争何以走得太远，反向革命又将带来什么》（The End of Woke: How the Culture War Went Too Far and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Counter-Revolution）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视角，给出了渊博且深邃的思考。该书指出，无论是觉醒派还是反觉醒派，我们都迫切需要捍卫自由民主，抵御一切形式的威权主义。
多伊尔拥有牛津大学的早期文艺复兴诗歌博士学位，因而对那些演变成当今觉醒文化现象的学术理论极其熟稔。他也意识到觉醒一词充满了争议与复杂性，有人视其为对黑人土语的挪用，有人将其当作进步派的光荣徽章，也有人用它作为右翼空洞的贬义词。
在书中，他曾对觉醒一词给出了一个严谨细致、长达 238 个词的定义，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框架联系在一起。他的定义指出：“知识［是］权力的构建产物”，所有的社会分析都必须以“群体身份”为核心，“‘切身体验’……必须优先于经验主义或科学方法论”，并且我们需要“一场实现‘结果平等’的文化革命”（53 页）。
多伊尔补充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特别强调了威权主义是觉醒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正是这种极其违背自由主义、甚至反自由主义的冲动，让多伊尔感到尤为厌恶。
《觉醒的终结：文化战争何以走得太远，反向革命又将带来什么》（The End of Woke: How the Culture War Went Too Far and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Counter-Revolution）
安德鲁·多伊尔（Andrew Doyle）著
在《觉醒的终结》一书中，多伊尔巧妙地剖析了左右两翼狂热极端背后的运作机制。
他指出，在一场为了重新确立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展开的绝望权力博弈中，反觉醒运动的一些领袖不知不觉地也走上了另一种威权主义道路，这种做法同样在助长审查制度，侵蚀着我们的自由。
康斯特布尔出版社（Constable），560 页
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文化观察者，大概也对过去十年中那些尤为恶劣的觉醒事件有所耳闻。然而多伊尔揭示的则是这种觉醒式威权主义究竟普及到了何种地步。
例如，《新闻周刊》（Newsweek）2023 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4%的年轻人“认为‘错用性别称谓’应当受到刑事起诉”（24 页）。在英国，警务学院引入了“非犯罪仇恨事件”这一类别，在一年的时间里，该类别被应用于 1.32 万多起事件中，其中包括贝德福德郡的一名男子“吹着《巴布工程师》主题曲的口哨”，以及“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正在为脱欧作宣传”（214 页）。
由于酷儿理论的入侵，苏格兰的男性强奸犯被关押进女子监狱；英国受政府资助的社会学家甚至主张：“认同为男性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应当继续服用睾酮，因为她们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同感应当优先于‘正常的胎儿结果’［即一个健康的婴儿］”（295 页）。多伊尔主张，当批判理论的毒害思想不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私下信仰，而是在公共层面被强制推行时，觉醒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尽管觉醒主要与左派联系在一起，多伊尔也警告了一种有时被称为“觉醒右翼”的反弹式反击运动。这一运动具有许多与觉醒左派相同的特征：“群体身份”、“怨恨政治”、“反自由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纯洁性螺旋”（58-60 页）。但最重要的是，它同样具有威权主义色彩。在多伊尔看来，威权主义并非局限于某种特定政治阵营，而是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必须去克服的试探。
在多伊尔希望捍卫的各项个人自由中，言论自由几乎高居榜首。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喜剧演员，更因为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石。如果我们没有批评权贵的自由，变革便无从谈起。
民主同样是抵御专制暴政的屏障。任何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统治者，都可以通过民主方式被废黜。最后，多伊尔认为公开辩论是我们寻求真理的最佳途径。谬误与暴政害怕公众的审视，这正是为什么取消文化、剥夺发言平台在觉醒时代频频出现。
尽管多伊尔承认民主自由的准确定义存在争议且一直在演变，但他认为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种程序主义。它试图为“那些目标彼此冲突、价值标准各不相同的人们……找到一种共处的方式”，而不去规定哪些目标和价值观是正确的（107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缺席”；它并不规定什么是真理，而是维持着最有利于发现真理的社会条件（119 页）。
尽管多伊尔为民主自由这一价值观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辩护，他却难以阐明这些价值观的根基。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结语中，他问道：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偏好究竟纯粹是出于“极度的实用主义”与“自我利益”？抑或它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冲动，传达了对神圣者的信仰”（448-449 页）？
尽管他坚称，仅仅基于“没有民主自由的生活将令人无法忍受”这一理由来捍卫民主自由就已足够，但这些问题恰恰揭示了民主自由核心的一个根本悖论或内在矛盾。
例如，政治自由主义声称自己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却先验地假设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一整套自由主义价值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多伊尔承认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这些价值观；他在整本书中都指出，许多穆斯林对此持否定态度。然而，只有当自由主义价值观本身确实是真实且良善的时候，人们才能去主张：穆斯林归信者应当放弃那些非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转而拥抱自由主义价值观。
堕胎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焦点，因为它的合法性取决于一些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哪些人拥有权利？”以及“我们应当优先保障谁的权利？”争论双方都诉诸哲学和宗教论据，这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政治自由主义试图规避这类问题，但与此同时，它所出台的政策却又不得不依赖于那些它声称自己并不具备的答案。
现代自由主义产生于深植于基督教现实观的社会之中。审视现代自由主义历史，会为这些悖论提供部分答案。
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是多伊尔所认可的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几位基督徒之一，因为弥尔顿极力崇尚自由。然而正如多伊尔所指出的，弥尔顿对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唯才是举的执守，植根并受制于他的基督教信仰。
同样，多伊尔赞扬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监狱来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因为该信“提出了解决［不公义法律的］完全属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法论”（107 页）。然而，马丁·路德·金在信中明确将其对“公义与不公义法律”的理解，建立在阿奎那和奥古斯丁的基督教自然法传统之上。
事实证明，西方世俗自由主义过去不是完全世俗的，现在也不是。它生长于基督教所奠定的世界之中。只有当关于人类内在尊严、良心自由、社会责任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神学信念——尤其是新教神学信念——广泛普及之时，世俗自由主义才有可能兴起。
这一认识对于世俗自由主义者来说可能难以接受。他们不得不承认，一种不带意识形态色彩、“从无特定立场出发”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无望的矛盾体。后自由主义者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将程序性自由主义诉诸为寻求和平妥协的最佳途径，可能会面临这样的追问：我为什么要看重和平妥协？我又为什么不能把我那真实且公义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归根结底，我们无法规避关于真理的问题。如果伊斯兰教是真的，那么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渴望建立哈里发国并压制一切异见就是合理的。如果后现代主义是真的，那么我们理应在数学课程中去殖民化（这是近年来西方教育界与学术界在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影响下衍生出的一种教学改革思潮。它的核心假设是，数学不是绝对中立或客观的，而是带有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印记的文化产物，因此需要拆解其中的霸权结构——译注），并掏空言论自由法律。而如果基督教是真的，我们就为多伊尔所高度推崇的自由主义原则找到了坚实的根基。
关键的问题在于：基督信仰是否真实？《觉醒的终结》一书提醒我们，应当感恩能生活在一个仍允许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社会之中。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Liberalism Needs Christia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