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那年我才八岁，如今想来，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每逢主日早晨，我们全家都会去悉尼南区近郊的一间卫理公会教堂。唱过一两首赞美诗，偶尔听牧师给孩子们讲个小故事，我们这些孩子便欢欢喜喜跑去主日学上课。
我当时还在幼童班，顺着楼梯穿过院子，跑进那些挑着高高屋顶的白色石棉瓦教室。记忆虽已泛黄，却还留着些零碎的片段：记得所有小孩会先一起咿咿呀呀唱会儿歌，然后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大学长”——自然包括我——才各自钻进教室。
那些主日学的早晨，如今想来都蒙着层柔光似的薄雾：不听使唤的蜡笔用得只剩纸套里短短一截；贴着花纸的铁皮笔筒里，铅笔东倒西歪站成彩色的小树林；小桌椅漆得亮晶晶的，像童话里金发姑娘的家具；圣经故事讲完了，我们就抓着蜡笔给插图涂颜色。
班里有位年长的女士（话说回来，八岁大的孩子看谁都觉得年长呢），还有位年轻的姑娘。现在想想，那姑娘可能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正从学生慢慢学着当老师，帮我们剪剪贴贴、收拾东西。而记忆迷雾中最清晰的，是她总是微笑着侧耳倾听的模样。
1972 年，我们全家移居澳大利亚已有两年。1970 年，我们告别了舒适、熟悉、安稳的都柏林，穿越半个世界来到这片南半球大陆。这段经历对当时年幼的我而言，大半像一场盛大冒险——幸运的是，我始终被家人的爱稳稳托着。但其中也掺杂着眼泪、混乱与不安。小孩子心里藏着许多故事，藏着丰盈的想象，需要时间消化，以及许多悬而未解的大问题。
某个周日早晨，主日学下课了——或许用“解放”来形容更贴切。孩子们照例争先恐后冲上楼，抢着拿几块苏格兰手指饼，接一杯淡橙色的塑料杯饮料。而我却在教室门外停住了脚步，转身看见那位年轻的老师正在整理剪刀和铅笔柜。
“科林，怎么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不仅看见她的微笑，还能真切感受到那份温柔。
“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出声音来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从何而来。是因为主日学每次结束前，我们都要双手合十祷告吗？那天讲的故事，是那位长须先祖俯首祈祷的事迹吗？是基甸与羊毛的故事吗？还是客西马尼园里的耶稣？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我完全不知道是哪些片段触动了孩童心中那串好奇的连锁反应。
但我确实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而且我知道该问谁。而那个答案，从此塑造了我与上帝同行的方式。
“不用哦，科林。即使不出声祷告，上帝也能听见。”她用温暖而专注的微笑迎接我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在心里默默祷告，上帝也能听见我说的话吗？”
“是的。”
我点了点头，露出笑容。八岁的我早已把该有的礼节抛在脑后，转身就蹦跳着冲下台阶，跑进了阳光里。那一刻，一个惊人的发现照亮了我的世界。
我还没走多远，但那位年轻的主日学老师——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听见我接下来说的话。因为那句话，我根本没有说出口。我只是在心里默想：
“上帝啊，我知道你能听见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祂听见了无人能察觉的心声。就在周日盛装的喧嚷与饼干罐的碰撞声中——“神啊，我正和你说话，而这只有你知道……”
孩子们是天生的提问家。他们的问题永远不会停止。孩子们（或者说我们，因为谁不是从孩子走过来的呢）不会记住每一个问题，就像他们不会记住每一个答案。但要小心，别让寻常的表象掩盖了深刻的意义。孩子们提问是为了探寻真相。如果他们向你提问，是因为他们相信你知道答案。就像在春日田野采撷的无数野花中，总有一两朵被制成压花，或许会被珍藏一生，其芬芳将萦绕至永恒。
因此，每一个回答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当问题关乎神的时候。下一次当你回答孩子时，或许正是那个答案，将塑造他们一生的属灵认知。所以，在基督里服事孩童的同工啊，请留心你的话语。你给出的答案，可能正成为他们一生与神同行的起点。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撒上 3:8-9）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澳大利亚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atch What You Say, Christian Kids Worker—The Thirty Seconds I Never Forgot.
